那根冰棍儿

大雨一直下了好几天，全区已经进入抗洪救灾状态。晚七点钟，区委召开书记紧急碰头会，传达市抗洪指挥部命令，由于山洪暴发，阿什河上游的红星水库大坝可能今天半夜十二点垮塌，命令香坊区务必在大坝垮塌前，把阿什河沿岸几个村的百姓转移出来，绝不许死亡一个人。碰头会决定由几个副书记分头各包一个村的群众转移，由我去下游的阿什河村。事不迟疑，我来不及告诉家里一声就出发了。

晚八点，冒着大雨，我驱车赶到了阿什河村，来到村委会，几个乡村干部在等侯我，我问：“情况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有不少人不相信会发大洪水，干脆不动。”我立即布置道：“由我来用大喇叭向全村老百姓喊话！”调好大喇叭，我大声喊了起来：“乡亲们，我是区委副书记，我现在赶到村里来，就是告诉大家，大洪水真的半夜就到了，请相信我的话，你们顾命要紧，赶快撤离吧，否则就来不及了！”喊了几遍，放下话筒，我也跑出去挨家挨户动员，群众的撤离速度加快了。

来到一家院里，看见一对老头老太太，我问道，“你二老咋还不快撤呀？”老头儿回答，“我活了八十多岁了，从没经过阿什河发大洪水，就是真发了，俺们铁了心了，哪儿也不去，死就死在家里！”我回头问身边的乡村干部：“这样的情况还有吗？”回答：“还有。”那时，还没有手机，我赶回村委会，摇通了区委书记的电话，简单报告了村里的情况后，要求向部队求援，立即给我派五辆大卡车来。半夜十一点钟。军车终于到了，我命令：“行动！”警察和民兵就冲进了大雨中，一会儿，警察和民兵背着、抱着、领着的老百姓就汇集在军车里。村干部们向我保证，没有落下一人。我又命令：“好，乡村干部、警察和民兵都上车，撤！”五辆军车都开走了。

此时，我身边孤零零地只剩下桑塔纳小汽车和司机，环视一下，家家户户的灯都灭了，只有村委会的灯还在孤零零地亮着，村子里彻底静了下来，静得只剩下虫鸣蛙叫声。突然，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，起初并不大，可很快就大了起来，似牛哞马嘶，象狮吼虎啸，从天上压来，从地底下钻出，四面八方，无处不响，没有雷声却闪电不断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从心底膨胀，后背发冷，毛髮都竖了起来。我窜进村委会屋内，操起电话，想报告一下这里的情况，可电话没有蜂音，分明是断线了，电灯突然也灭了，整个世界漆黑一团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屋外，司机突然声嘶力竭地叫起来，“书记快走，洪水来了！”跨出门，闪电中看到白亮亮的半米多高的水头，已经逼近村委会院子。司机抓起我的胳膊，就把我塞进车里，一踩油门儿冲了出去。车在前边快跑，水头在后面猛追，足足有一里多路跑到高岗处，终于把大水甩开。司机停下车，瘫软地靠在椅背上，我感到自己的手脚也在颤抖。

七月下旬的夜非常短，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，我撤到了桥头村，通过阿什河大桥，就可以撤回哈尔滨市里了。高岗上聚集了很多群众，都在遥望洪水，我的到来，使人群产生了小小的骚动，一些人互相传告，“区委衣书记也在这儿。”几个乡村干部给我挤出个站脚的地方。

放眼看去，洪水无边无际，咆哮着铺天盖地地泻下，上游来的柴垛一个个小山似的漂下，衣柜，木床等家具顺水而下，一些牛、羊、猪和死猫烂鸡也无奈地随波逐流，飘然而去。村子成了汪洋大海，一些土坯房屋“噗嗵”“噗嗵”地倒塌。阿什河大桥没有了，隐隐约约中几根桥栏在水中挣扎。连接大桥的柏油公路也没有了，一段路基被劈去了一半，形成深深的大坑，洪水漫过，形成巨大落差，就像大瀑布一样，交通和通讯完全中断了。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句，“村里的百姓都撤出来了吧？”身边的乡村干部都沉默了，我警觉，又问了一遍，村长开口说道，“有一户没有撤出来。”“哪一户？”村支书回答，“这家老头儿是个瘫巴，儿子和儿媳都智力不健全，还有个五六岁的小孙子，全家就老太太是个正常人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没转移出来？”回答，“来不及了。”“在这儿能看到他家的房子吗？”村长回答，“他家的房子还没冲倒。”我简直火冒三丈，恨不得抽他一个耳光。怎么办，不救吧，我知道了就有了责任，救吧，又太危险了，弄不好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。但我是区委副书记，不能对老百姓见死不救啊。我回过头来，手指乡长、村支书、村长、民兵连长说，“你们几个跟我进村去救那户老乡。”乡长反驳道：“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书记你别去了，我们几个去吧。”我命令道：“少费话，出发！”司机站到我面前：“书记，我也跟你去。”“不用，你留这看着车吧。”司机急了，说“我是司机，有责任保护你！”我同意了。司机从老乡手中接过一根木棍，让我拿着，我们六个人就踏进洪水里。

没出几十米，水就没了腰深，再走一会儿水就到了胸部。水流太急了，每前进一步，都被洪水冲得歪出一点，如果直奔那老乡家，就会被冲到下游去，只好向着他家上游的角度，顶着水蹚去。拐棍派上了用场，一边支撑身体，一边用来探测前边的深坑和壕沟，几个人手拉着手，谁也不敢松开。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终于捱到了这户老乡家的前院，由于洪水的压力，房门拽了几下也没拽开，只好绕到房后，踹开后窗，跳了进去

屋内，炕上直挺挺地躺着瘫痪老头儿，大热的天儿，除了一个遮羞的裤头，就赤条条地躺在那里，洪水从窗户的缝隙中涌进，漫过土炕，老头儿的后半身完全浸泡在水中，身边放着一个饭桌，小孙子站在桌上，老太太拉着老头儿的手，半傻的儿子和媳妇拽着老头儿的胳膊，一家人正绝望地嚎啕大哭。村支书喊道，别怕，我们救你们来了。村长上去就要背老头儿，可老头长得太高、太胖、太重了，又没穿衣服，根本无法背起来。情急中，我们把他家的里屋门板卸了下来，把老头儿抬上去，又翻出两根绳子，一根把老头儿在门板上缠住，一根把老太太和儿子媳妇的胳膊串绑在一起。从后窗户出来，我、司机、村长和民兵连长四个人抬老头儿，乡长背小孙子，村支书拉着串绑在一起的三个人，向高地奔去。齐胸深的洪水，只能把沉重的老头儿扛在肩头上，由于四个人挤得太近，更增加了水的阻力，只好斜着身子，顶水前行，本来全身已经被洪水泡透，现在汗水又呼呼地流下来，大家都成了水人。来时有拐棍支撑、探道还安全一点，现在无法拿拐棍了，只好听天由命。突然上游一个柴禾垛直冲我们漂来，巨大的浮力，如果压上我们，就肯定都没命了。呼喊着，我们快走了几步，想躲开它，可还是没有它漂得快，整个柴禾垛向我们压来，我分明感觉到了世界的末日，但就在柴垛压到我们的一瞬间，司机腾出一只胳膊，死命地向旁边一推，柴禾垛稍拐了点弯儿，刮着门板的后头，绕了过去，司机的脸上、门板上满是刮下来的柴草。大难不死，我们都长吁了一口气。又不知道挣扎了多长时间，离岸边近百十米了，一帮老乡从高地上跳进洪水里，把门板接了过去，把我们也架了起来。终于到了高地。老头儿和一家人被接走了，我们几人却累得瘫倒在地上。人群中忽然爆发出一阵口号声，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人民政府万岁！”

几天后，省、市的领导来灾区视察，按级别我的桑塔纳小破车只好跟在最后。前边的车队已经进了桥头村，我还落得很远。街道两旁聚集了很多老百姓，我的车一进村，就听老百姓喊，“衣书记来了！”一下车，老乡们就围了过来。人群中突然挤出两个人，一看，是我们救出的老太太和儿媳。儿媳脖子上挎个卖冰棍儿的泡沫箱子，来到我跟前。老太太嘴里说着，“恩人哪，可又见到你了。”说着弯腰就要跪下磕头。我慌忙把老太太扶住，说“大娘，使不得，我是共产党的干部，救你们是我们应当做的！”老太太回头吩咐儿媳妇，“快，把冰棍儿拿出来给衣书记吃。”儿媳妇麻溜儿从泡沫箱中拿出两根，硬塞到我的手上。我推辞道，“大娘，不用啊，你们靠卖冰棍儿养家糊口呢，还是卖了吧。”老太太说，“书记啊，我们穷啊，没什么报答您的救命大恩，就两个冰棍儿，表点心意吧。”人群中有人也喊道，“衣书记，她家也就两根冰棍儿的心意了，您吃了吧。”我接过冰棍儿看了看，不是冰淇淋，也没有奶油成分，连个包装纸都没有，也就是把甜冰水放进模子里冻成的吧，尽管档次不高，可当地百姓用来消暑还是挺物美价廉的。我把一支递给了司机，一支放进嘴里，凉瓦瓦、甜丝丝的。人群中响起了掌声，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。

二十几年过去了，每当在街上看到冰棍儿，我都会想起1994年7月桥头村洪灾后的那根冰棍儿。（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衣恩普）